“拿起手術刀,我們連同器官帶病灶一起切除,然后用化療把癌細胞消滅,再結合靶點去改變患者的基因,這樣的做法是對還是不對?我們在教育一代又一代的學生時,應該告訴他們,
腫瘤是該徹底除掉還是控制?”
在30年從醫生涯中,做了一例又一例腫瘤切除手術,第四軍醫大學附屬西京醫院乳腺外科主任王嶺卻開始感到“困惑”。
追究“困惑”的原因,在于多年來腫瘤發病機制的不明確,并導致其臨床治療方法上的單一。
中國工程院院士、第四軍醫大學細胞工程研究中心主任陳志南表示:“從事腫瘤研究的學者越來越多,但腫瘤發病率卻并沒有因此而下降,且還在緩慢持續升高。”
“這是臨床醫生的無奈”,山西醫科大學附屬腫瘤醫院董紅霖說,面對腫瘤,“我們是堵,是防,還是治?”
盡管這次中國科協第56期新觀點新學說學術沙龍的主題是“腫瘤個體化分子靶向治療的前景與挑戰”,但各路醫學專家卻在未來的腫瘤研究思路上碰撞出了火花。
腫瘤治療遇到瓶頸
段建鋒是陜西漢中3201醫院普通外科的一名醫師,在還不算長的職業生涯中,有兩個病例令他記憶猶新。
4年前,一名60多歲的女性被診斷為原發性
肝癌,因家庭經濟原因放棄治療。然而,不久前復診時段建鋒發現,她肝部的腫瘤仍然存在,但患者仍在繼續生存。
另一名
結腸癌患者卻沒那么幸運,經過所有檢查后,他切除了體內的單純局部腫瘤,但術后僅3個月,肺部和肝臟即發生轉移,生命堪憂。
“這就是腫瘤的異質性和個體差異化問題。基礎研究和臨床治療的最終目的只有一個,就是讓病人活的時間長一點,生活質量高一點。”段建鋒認為,如果研究沒有建立在這點上,就無法體現腫瘤研究的現實價值。
在王嶺看來,人類跟細菌的抗爭值得好好回顧和吸取教訓,借鑒青霉素的發現和使用,可以更好地讓人類研究和應對腫瘤。
“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,人類不知道細菌是什么,還無法控制它的時候,所有的士兵都非常怕受傷,因為傷口感染會導致死亡。”王嶺說,當時醫生的做法,就是將受感染的部位切除掉,“與現在手術治療腫瘤的情況非常像”。
一直以來,腫瘤治療以殺滅為主,西北大學副校長陳超認為,人類已習慣于站在自己的立場上看待自然,其實,“應該站在自然或生物進化的立場上看待人類”。
人體由一千萬億個細胞組成,每天有一千億個細胞發生分裂,其中有100到1萬個細胞會突變,而突變細胞都可能發展成腫瘤。
所以,“光靠打擊不能徹底消滅腫瘤,因為它產生的環境還會促使它再次發生”。軍事醫學科學院三所主任于繼云說:“也許以后腫瘤治療的目的是要達到人瘤共存。”
臨床與基礎應結合
無論傳統治療方法,還是細胞及分子靶向治療等新的腫瘤防治策略,都面臨著如何準確選擇合適的治療對象,以及最大限度提高治療效果的挑戰。
段建鋒指出,臨床外科醫生現在遇到了一個瓶頸問題,“一些肝膽外科醫生已經沒有完不成的手術,但切除的多少,與病人愈后的關系并不清楚”。他認為,應該充分利用中國豐富的病例資源,把基礎研究和臨床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。
據統計,全球每年新增的腫瘤患者達2000萬例,其中我國每年新增200多萬例,死亡逼近200萬人。但至今,我國還沒有建立起完善的腫瘤基因樣本庫,且在腫瘤治療和用藥的標準上,我國多是參考美國的NCCN標準。
“因為涉及種族不同,基因組上會有一些變化,腫瘤發生率、治療效果都會有差別。”唐都醫院胃腸外科主任何顯力認為,基礎研究可以跟隨歐美的研究方向,但臨床醫生也跟著這個方向走的話,就會存在問題。
“臨床醫生也非常希望參與到基礎領域研究中去。”段建鋒說,他所在的醫院,每年腫瘤的手術量大約在6000多例,而“切除組織的這些標本白白浪費掉了,這在國外是很難想象的”。
值得借鑒的是,國外的患者在進入臨床后,所有體檢信息和病歷甚至手術方案資料十分齊全,我國在這方面還存在差距。
“如果我們的臨床醫生也能將這樣完整的資料放到基礎科學家手中,臨床和基礎之間的相互結合才能做到最高效。”陳志南說,“從事基礎和臨床的兩類腫瘤學家,應該共同奮斗,任何一方跟不上,都會非常遺憾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