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拿起手術刀，我們連同器官帶病灶一起切除，然后用化療把癌細胞消滅，再結合靶點去改變患者的基因，這樣的做法是對還是不對？我們在教育一代又一代的學生時，應該告訴他們，腫瘤是該徹底除掉還是控制？”

    在30年從醫生涯中，做了一例又一例腫瘤切除手術，第四軍醫大學附屬西京醫院乳腺外科主任王嶺卻開始感到“困惑”。

    追究“困惑”的原因，在于多年來腫瘤發病機制的不明確，并導致其臨床治療方法上的單一。

    中國工程院院士、第四軍醫大學細胞工程研究中心主任陳志南表示：“從事腫瘤研究的學者越來越多，但腫瘤發病率卻并沒有因此而下降，且還在緩慢持續升高。”

   “這是臨床醫生的無奈”，山西醫科大學附屬腫瘤醫院董紅霖說，面對腫瘤，“我們是堵，是防，還是治？”

    盡管這次中國科協第56期新觀點新學說學術沙龍的主題是“腫瘤個體化分子靶向治療的前景與挑戰”，但各路醫學專家卻在未來的腫瘤研究思路上碰撞出了火花。

    腫瘤治療遇到瓶頸

    段建鋒是陜西漢中3201醫院普通外科的一名醫師，在還不算長的職業生涯中，有兩個病例令他記憶猶新。

    4年前，一名60多歲的女性被診斷為原發性肝癌，因家庭經濟原因放棄治療。然而，不久前復診時段建鋒發現，她肝部的腫瘤仍然存在，但患者仍在繼續生存。

    另一名結腸癌患者卻沒那么幸運，經過所有檢查后，他切除了體內的單純局部腫瘤，但術后僅3個月，肺部和肝臟即發生轉移，生命堪憂。

   “這就是腫瘤的異質性和個體差異化問題。基礎研究和臨床治療的最終目的只有一個，就是讓病人活的時間長一點，生活質量高一點。”段建鋒認為，如果研究沒有建立在這點上，就無法體現腫瘤研究的現實價值。

    在王嶺看來，人類跟細菌的抗爭值得好好回顧和吸取教訓，借鑒青霉素的發現和使用，可以更好地讓人類研究和應對腫瘤。

   “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，人類不知道細菌是什么，還無法控制它的時候，所有的士兵都非常怕受傷，因為傷口感染會導致死亡。”王嶺說，當時醫生的做法，就是將受感染的部位切除掉，“與現在手術治療腫瘤的情況非常像”。

    一直以來，腫瘤治療以殺滅為主，西北大學副校長陳超認為，人類已習慣于站在自己的立場上看待自然，其實，“應該站在自然或生物進化的立場上看待人類”。

    人體由一千萬億個細胞組成，每天有一千億個細胞發生分裂，其中有100到1萬個細胞會突變，而突變細胞都可能發展成腫瘤。

    所以，“光靠打擊不能徹底消滅腫瘤，因為它產生的環境還會促使它再次發生”。軍事醫學科學院三所主任于繼云說：“也許以后腫瘤治療的目的是要達到人瘤共存。”

    臨床與基礎應結合

    無論傳統治療方法，還是細胞及分子靶向治療等新的腫瘤防治策略，都面臨著如何準確選擇合適的治療對象，以及最大限度提高治療效果的挑戰。

    段建鋒指出，臨床外科醫生現在遇到了一個瓶頸問題，“一些肝膽外科醫生已經沒有完不成的手術，但切除的多少，與病人愈后的關系并不清楚”。他認為，應該充分利用中國豐富的病例資源，把基礎研究和臨床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。

    據統計，全球每年新增的腫瘤患者達2000萬例，其中我國每年新增200多萬例，死亡逼近200萬人。但至今，我國還沒有建立起完善的腫瘤基因樣本庫，且在腫瘤治療和用藥的標準上，我國多是參考美國的NCCN標準。

   “因為涉及種族不同，基因組上會有一些變化，腫瘤發生率、治療效果都會有差別。”唐都醫院胃腸外科主任何顯力認為，基礎研究可以跟隨歐美的研究方向，但臨床醫生也跟著這個方向走的話，就會存在問題。

   “臨床醫生也非常希望參與到基礎領域研究中去。”段建鋒說，他所在的醫院，每年腫瘤的手術量大約在6000多例，而“切除組織的這些標本白白浪費掉了，這在國外是很難想象的”。

    值得借鑒的是，國外的患者在進入臨床后，所有體檢信息和病歷甚至手術方案資料十分齊全，我國在這方面還存在差距。

   “如果我們的臨床醫生也能將這樣完整的資料放到基礎科學家手中，臨床和基礎之間的相互結合才能做到最高效。”陳志南說，“從事基礎和臨床的兩類腫瘤學家，應該共同奮斗，任何一方跟不上，都會非常遺憾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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